85岁的邓颖超，找到李鹏，开口就是一句：“我想安乐死。”
1992年7月，邓颖超同志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，生命走到了最后时刻。
7月10日晚上八点左右，李鹏同志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看望她。
当秘书赵炜俯身在她耳边轻声告知李鹏来了时，邓颖超用尽力气，声音沙哑而微弱地唤出了“李鹏”两个字。
这成为了她临终前最后清晰说出的话语。
这个场景后来常常被人提起，也引出了外界的一些猜测，有人认为李鹏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养子。
但李鹏本人在其回忆资料中对此有过明确说明，他表示自己与周总理、邓妈妈的关系，是革命前辈对烈士后代的关怀与爱护。
像他这样的烈士子女不止一位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许多战友的孩子都给予了如同父母般的照拂，孩子们也都尊敬地称呼他们为“周伯伯”和“邓妈妈”。
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感情深厚，但他们一生没有亲生子女。
这并非出于选择，而是与那个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紧密相关。
1925年8月8日，两人在广州结为夫妻。
婚后不久，邓颖超便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，周恩来肩负着东征的重任，邓颖超也在广东如火如荼地开展妇女工作。
面对这个突然到来的小生命，邓颖超内心经历了剧烈的斗争。
考虑到严酷的革命环境和周恩来身负的重担，她最终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。
为了不耽误革命工作，也担心孩子生在动荡的时局中难以安稳成长，她独自服用了堕胎药物。
这次经历给她带来了巨大的身体痛苦，几乎危及生命，但她凭借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。
事后她到汕头与周恩来会面，才将此事告知丈夫。
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生气，他认为孩子是属于未来的，不该被这样轻率地放弃，同时也心疼邓颖超如此伤害自己的身体。
邓颖超理解丈夫的责备，也深知自己的决定过于草率。
这次经历让两人都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
1926年，邓颖超再次怀孕。
此时周恩来已奉命调往上海工作。
邓颖超留在广州待产。
分娩过程异常艰难，她遭遇了难产。
由于胎儿体型过大，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，医生使用了产钳助产。
孩子虽然出生了，是一个男孩，却因为产钳损伤，不久便夭折了。
更糟糕的是，这次生产严重损伤了邓颖超的身体，医生后来告诉她，她很可能再也无法生育了。
就在她产后虚弱、沉浸在丧子之痛时，广州的形势急剧恶化，国民党右派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。
邓颖超在医生和母亲的帮助下，冒着风险秘密转移，先是前往香港，再几经周折抵达上海，最终与周恩来团聚。
当周恩来得知孩子夭折和妻子再也无法生育的消息时，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。
但他们都明白，在那个山河破碎、民族危亡的年代，个人的不幸必须让位于更宏大的革命事业。
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，邓颖超把深沉的母爱倾注到了千千万万的孩子们身上，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难童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无数家庭流离失所，儿童处境悲惨。
1938年，在武汉，邓颖超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。
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抢救和保育战区的难童。
邓颖超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。
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救亡，在保育会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上，她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。
当时国民党方面也想掌控领导权，邓颖超主动谦让，不去争名义上的职位，而是埋头实干。
她和同事们奔走呼号，募集资金，冒着炮火深入战区抢救孩子。
据相关资料统计，到抗战中期，保育会所需经费仅有四分之一来自政府拨款，其余大部分依靠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华侨的捐赠。
他们在全国十几个省份先后建立了五十多所保育院，抚育了近三万名难童。
邓颖超不仅关心孩子们能否吃饱穿暖，更重视他们的教育和精神成长，她希望这些孩子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有用之才。
对于革命同志和烈士的子女，邓颖超更是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李鹏就是其中之一。
李鹏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，父亲牺牲后，他跟随母亲颠沛流离。
1939年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得知李鹏的情况后，立即想办法将他接到身边，随后安排他去革命圣地延安学习。
在邓颖超心里，李鹏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1945年，十七岁的李鹏即将奔赴前线工作，临行前他去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。
周恩来严肃地叮嘱他要从思想上真正入党，戒除干部子弟的优越感。
邓颖超则像所有慈祥的母亲一样，关心着他的冷暖，把自己备用的一床毛毯送给了他，而她自己盖的却是旧棉被。
这个细节让李鹏铭记终生。
即使后来李鹏逐渐成长，肩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，邓颖超对他的关心和教导也从未间断。
1983年夏天，已年近八旬的邓颖超，不顾暑热，亲自到李鹏的办公室去看望他，叮嘱他要密切联系群众，永远不要脱离人民。
这份跨越数十年的牵挂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革命情谊，蕴含着家人般的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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